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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将张学良为何到死都不回大陆

来自:热点网  |  2020-08-18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在美国逝世后,国内媒体对张学良生前为什么不能回大陆一事,曾发表多篇文章。各种观点争论激烈,莫衷一是。时至今日,这仍是一个有待讨论和研究的重要话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特别是东北的张学良研究者,一直都在争论邓颖超是否真有一封信函寄给远在美国的张学良。

一代名将张学良为何到死都不回大陆

1991年3月10日,当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飞美探亲之途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对标志着这位着名爱国将领真正恢复自由的访美之旅格外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邓小平同志得知后,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表示:“你们应该开个会呀,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作了较为详细的指示。

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相关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其中作了4项重要的安排:一是当年6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91岁寿庆活动;二是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三是派人去沈阳修葺张氏大帅府和大帅陵,为张学良归来后赴辽宁抚顺安葬其父张作霖的遗骸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同志,亲赴美国旧金山转达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欢迎之意。前三项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究竟派什么人亲赴美国迎接张学良归来?反复比较,最终确定了吕正操同志。吕是张学良的故乡海城人,东北军的旧部袍泽,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师生之谊,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参加者,与张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当时虽已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退了下来,但他是几位人选中地位最高的一位(享受副总理待遇)。在中央确定吕正操前往美国迎接张学良以后,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寓所亲自召见了他。

这是因为,此前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已以私人名义亲笔为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信。当时由于邓大姐尚不知赴美欢迎张学良的中共代表究竟是?-,所以,她在那封信上对赴美中共代表的人名暂空。

张学良在纽约出席旅美华人为他举行的寿庆活动后不久,即与夫人赵一荻于 1991年6月27日经-夏威夷飞回台湾。他并没有像刚从台北出来时在机场上对记者说的那样爽然:“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老家,我当然愿望回去”,而是原-路回到了他在台北郊区的寓所,继续过起了隐居生活。

张学良为什么已有了回国之便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对此海内外媒体议论纷纭。笔者对其中格外引人注目且迄今众说不一的理由逐一辨析:

疾病是阻碍张氏归乡的主因?

媒体认定的第一个理由是:张氏夫妇因生病而失去了回大陆探亲的机会。

根据笔者多年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认定,张学良在晚年确曾染患过多种疾病。从1946年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时起直到1990年代他真正获得人身自由,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患过几次重病。如1944年抗战期间,张学良曾在贵阳得过当时极为难治的盲肠炎(即现在只需小手术的阑尾炎),后经宋美龄过问,从重庆派医生两次对他进行手术治疗终于大难不死;第二次是1954年在台湾高雄,张学良患突发性咯血,病情危重,也是在宋美龄的支持下得以抢救脱险;第三次是1964年的肠胃综合症,入台北荣民总医院治疗近半年,初时怀疑肠癌,后经-验查乃一般痢疾,不久即愈;第四次是1993年10月25日深夜,张学良忽然头疼难忍,猝然晕倒,被家人急送到荣民总医院进行抢救,经-主治医师赖继有等人的连夜检查抢救,认定他患有急性脑血肿,起因是张氏的第四脑室蛛网膜下腔出血,而且由于突发,颅内已造成弥漫性血肿,病情相当危急。

当时的张学良已届九三高龄,年龄较大,病情危重,且病变出现在颅-脑的要害部位。荣民总医院感到抢救回来的希望不大,但几天紧急抢救后,张学良竟然奇迹般得以生还。这在台湾脑外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月后张氏即得以康复出院,又像常人一样在院落里散步了!显而易见这场突发疾病并非他改变回大陆探亲初衷的原因。

自然,另一种说法也难以成立。那就是日本记者野川在张学良第一次访美回台不久,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所说:“张学良有机会回大陆而不能回的原因,是他在美国纽约期间,被医生查出左脚生了数枚阻碍-他行走的骨刺。”

张学良脚生骨刺确有其事,但不是在美国查出,而是1992年1月张学良回台后到荣民总医院治理感冒,请他熟悉的骨科医生诊查脚部疾病时,发现在他的右脚(而不是野川所说的左脚)小趾骨上生出了两个小小的骨刺。医生认为这两枚骨刺虽小,但必须马上采取控制性治疗,不然会发展至影响张氏步行走路。后来张学良在台湾一边治疗,一边从北投旧宅搬到台北天母的一幢住宅楼里,以电梯上下代步,就是因为生了骨刺的原因。

至于他夫人赵一荻女士因患病而不希望回大陆,倒是实情。赵四的病情要比张学良重得多。她早在1946年由大陆入台后不久,即先后罹患了严重的肺癌、红斑狼疮等疾病。但赵四小姐的病都在宋美龄的直接过问下接连在台湾治愈了,特别是她左肺因癌变于1960年代后期进行彻底切除根治后,到晚年基本维持旧状,并没有重大病变。至于她随张学良去夏威夷定居后,身体状况日渐下降,也是不争之事实。特别到1996年后,赵一荻在檀香山因病入院更是家常便饭。

但是所有这一切,均不是张学良夫妇不能回祖国大陆探亲的真正原因。

日本天皇访华与少帅归乡有关系吗?

1992年8月26日,台湾《联合报》刊载了特派记者程川康写的一条新闻:《张学良决定近期回乡探亲》。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背负西安事变责任,在台湾幽居长达40余年的前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决定近期偕夫人由台搭乘华航班机取道香港启德机场,转乘中国民航返回东北辽宁老家……-张将军的确切返乡日期,将视身体状况及东北气候而定。一般预料本月底及9月初可能成行。”

这条消息发出后,不但台湾和东南亚各报刊蜂起转载,就是祖国大陆几家有影响的传媒也深信张学良必回无疑。然而,1992年的秋天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张学良非但在当年9月没有返回大陆,而且到了1993年春天,也没有回乡探亲的行动。更让人大感惊奇的是,不久后他竟然带着夫人赵一荻再次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作了长期定居国外的准备。这其中内幕究竟如何?海外报界再次发出种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其中最让人吃惊的解释,则是张学良因为返回东北的时机与日本天皇访华时间相碰,而不得不放弃了他计划多时的回乡计划,事实果然如此吗?

后据一位去台湾访问过张学良的东北籍人士说,此种传闻,就连张学良本人听了也颇感奇怪。能够否定上述推测的证据,莫过于张学良本人生前的谈话记录。1990年张学良首次在台湾会见记者时,他那个《缄默五十年,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的长篇访谈,就是和日本NHK电视公司的记者一起做的。当然,他也毫不留情地当着日本记者的面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但当他谈到在1921年第一次出国就是到日本观看秋操时,随口说了下面一段话:“如果可能,我还想再次到日本去看看。也许是上了年纪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什么样子?想亲眼看看……-”

张学良如果当真在晚年实现了再访日本的愿望,那么到了日本本土,岂不是每天都和日本天皇同在一块土地上吗?这让以上说法不攻自破。

赵四小姐起到“刹车”作用?

对赵四小姐持有微词的学者大有人在。这些学者中有些人曾在美国和台湾亲自见过赵一荻本人,他们了解赵一荻在少帅身边至关重要的特殊地位。红颜知己说的每句话,都可能左右张学良这位近代历史人物的重要行动。这当然都是客观事实。

毋庸讳言,赵一荻在台湾和夏威夷期间,曾公开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意思,有些话甚至口无遮拦。她的心态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让张学良改变主意和动摇归乡信念的消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举证说:在台湾期间,即便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台湾“新闻局”处长郭冠英、《联合报》资深记者周玉蔻等人,若想对这位世纪老人进行电视采访,也一定要事先得到赵一荻的首肯。他们认为有赵一荻中间作梗,才使张氏的回乡计划不能如期实现。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但若把张学良临死前不能回东北的责任加诸赵一荻身上,未免有失公正。

赵一荻之所以多次公开表示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并非如外界非议的那样是因为她对家乡和祖国没有感情。恰恰相反,赵一荻对祖国和故乡的情结之深,决不逊于少帅。她平时偶尔流露出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只言片语,有些话确属实情,如:“他(指张学良)现在连走路都要坐轮椅,还能乘飞机长途旅行吗?”有些话则是因为她和少帅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得不那样说,特别是她在台湾时公开表示张学良不想回大陆等语,很可能是为当时政治局势所左右。只有熟悉赵一荻的亲属们,才能真正体会这位当年在天津长大的江浙才女的思乡之心。

1990年赵一荻在台北的幽居生活刚刚解除,就辗转收到了侄儿赵允辛写来的一封信。当赵一荻从家书中获悉她三嫂仍健在的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日子过得真是快。我离家已经60年了,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了。我真是非常的感谢您这样孝顺姆妈,侍奉她几十年。而且给她一个温暖和快乐的家。我们姐妹都亏欠了她。她在世的时候未能尽孝。”

一个对亲人有如此深厚感情的人,会不思念自己的故乡?

同年秋天,赵一荻又给她在北京的侄女赵允安写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她的思乡之情更是溢于字里行间,又一次自叹:“我离家已经-六十年了!”并明确地写道:“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团聚。”

从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可以看出,赵一荻对祖国大陆是有感情的。但由于她多年生活在台湾,受到消极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所以难免发生一些让今天读者见异见怪的事情。她或多或少起到“刹车”作用,但决不是张学良不能回大陆的主因。

是谁在阻挠张学良回归大陆

既然上述种种说法都不能完全成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学良不能实现晚年夙愿?笔者认为,他不能回到大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政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人。

众所周知,自1936年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起,他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从近年不断挖掘的珍贵史料和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重要人物的书信中不难看出,张学良从中国政治舞台淡出前后,曾与中共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便他身陷囹圄与世隔绝后,周恩来仍然通过秘密渠道与张学良有信函往来。所以,当张学良1990年一旦恢复自由,面对海外媒体即数次表露出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对周恩来的敬慕之情。邓颖超病殁时他又专电叮嘱北京友人,代他和赵四小姐为故世的邓颖超送上一只花环,以示哀悼。张学良这样不加掩饰地表露感情,充分说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与心仪。至于他对养育他的祖国和东北故里的深情,更是从他恢复自由后的多次公开谈话中一再表现出来。